西方国家对于尼日尔乱局负有责任

陶短房 旅加学者

7月26日，尼日尔爆发军事政变，并迅速引发全世界高度关注。

尼日尔是位于萨赫勒地区的西非内陆国，面积辽阔，经济极为贫困，却拥有铀等珍贵的战略性矿产资源。该国地处多个种族、民族交界处，加上拥有珍贵的战略资源，因此，自1960年独立以来内部动荡不已。政变前的尼日尔政府已是“尼日尔第七共和国”政府。近年来，萨赫勒地区局势不稳，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猖獗，尼日尔在2021年和2022年先后两次爆发军事政变。

2021年上台的总统巴祖姆（Mohamed Bazoum）是尼日尔独立后首位通过和平更迭上台的文人总统。不仅如此，在这个以豪萨系黑人为主的西非国家，他是首位来自阿拉伯人体系乌拉德.苏莱曼少数民族（白人）的总统。由于民族、肤色的差异，加上接二连三政变的威胁，巴祖姆觉得芒刺在背。于是，他一方面采取亲美、亲西方的政策，试图借助外力巩固统治；另一方面极力扩充军事实力，以“反恐需要”为由，将自己上台时仅1.1万人的尼日尔军队在2022年3月扩充至5万，提拔了以特种部队指挥官巴尔姆准将为代表的、他认为可靠的将领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着手建立了一支约7000人、装备相对精良、独立于军队体系之外，而直接听命于总统的“总统卫队”，并重用自2011年起就担任总统卫队指挥官的宿将奇亚尼中将，为这支“平行武装”的总指挥。巴祖姆的如意算盘，是让军队和“总统卫队”相互制衡，从而确保自己的执政稳固。

然而，尼日尔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形势却在持续恶化。

随着“博科圣地”等跨国原教旨恐怖武装的重新活跃，尼日尔的治安形势急转直下，而传统上喜欢出头的“非洲宪兵”法国因财力不足，近年来，不断在非洲安全事务中作“减法”，另一个以反恐名义进入尼日尔的西方国家美国也是雷声大、雨点小，且热衷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尼日尔的利益，非但未能稳定尼日尔安全形势，反倒在尼日尔民间助长了本已十分高涨的反法国、反西方情绪。

漫长的新冠疫情“综合症”，和随之而来持续多年的特大旱灾，重创了本就虚弱的尼日尔经济、民生。自2022年4月起，尼日尔粮荒扩大，乌克兰危机更令其经济出现窘境、民生危机雪上加霜。

内忧外患加剧了尼日尔的内部矛盾。7月26日，正是巴祖姆的“总统卫队”和寄托重任的奇亚尼、巴尔姆等心腹将领发动了政变。

7月30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召开第一次会议，讨论尼日尔局势，在轮值主席、尼日利亚总统蒂努布（Bola Tinubu）的推动下，当日发出7天期限（8月6日到期）最后通牒，并威胁进行军事干预。8月6日最后通牒到期后仅一天，政变当局就宣布关闭领空，8日又拒绝接待由联合国、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三方代表团入境调停，大有将政变长期化、合法化的态势。

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唯一明确表示“不停止政变就可能诉诸军事干预”的外国实体。当期限到期，政变当局拒绝就范后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不得已强调“外交解决优先”，同时继续拒绝排除军事干预选项，但口气明显缓和。然而，完全放弃军事干预选项，任由政变合法化，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而言同样是危险的：因为两年内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已相继发生马里、几内亚和布基纳法索政变，如果出现第四次，这个脆弱的次区域组织将面临更大的信任危机。

由于尼日尔是“天涯海角”的赤贫国家，长期处于西方世界的“灯下黑”忽视中，如今却又因为战略地位、资源重要，以及恰好牵扯到乌克兰危机、美俄博弈等热点，一时间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。对此，已有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。《青年非洲》署名克拉斯菲尔德的文章指出，西方国家，特别是法国，在等待危机出路的同时，必须认识到自己对局势的恶化负有责任。文章称，正是当年西方的殖民干预导致了非洲问题的复杂化，许多导致非洲社会混乱的概念都是这样被强加于他们的。

对于可预见将来的尼日尔局势走向，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瑟莫认为不外乎三种前景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干预、法国军事干预、外交解决，但无论哪一种前景都十分叵测，“无非‘糟’‘很糟’和‘特别糟’的差异而已”。

编审：高霈宁 郭素萍 张艳玲【责任编辑：刘维佳】